[72]这样的研究获得的反响会更大，但也对学术储备和研究构建能力提出比较高的要求，但也许可以通过与美国一流的经济学家、法学家的合作来解决。
与此同时，笔者并不认为中国的法律经济学研究者应该在上述困难面前知难而退。由于知识结构和语言的原因，中国法学家一直停留在美国法律经济学的对话之外。
[33]到目前为止，该丛书已经出版六辑，是法经济学实例研究的重要成果。[22]例如，斯坦福大学法学院的A米切尔·波林斯基（A. Mitchell Polinsky），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斯蒂文·萨维尔（Steven Shavell）、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威廉·兰德斯（William Landes）。[8]参见苏力：海瑞定理的经济学解释，载《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51]参见James Lindgren, Predicting The Future of Empirical Legal Studies , 86 Boston University Law Review 1447-1460, 2006。在法学和社会科学各学科的联姻中，其与经济学的结合无疑是炫目、影响深远的。
[15]美国法律经济学界对empirical legal study这一用语的理解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在我国，这一特征已经得到初步展现，我国学者之间已经开始进行开诚布公的批评，为国内一团和气的学术交流习惯带来了新气象，也展现了以研究方法而非研究对象为基础的学术共同体的出现和发展，艾佳慧对冉井富关于民事诉讼率变迁研究的评论即是一例。没能大公无私的官员和未必顺从民意的学者，总是会受到严厉的道德谴责甚至法律惩罚。
这也是后文中将会做的。[23]权利替代强权，价格改变权利，这就是科斯定理。Robert Cooter and Thomas Ulen，Law and Economics，supra note[19]，p.88. [38]比如，参见梁慧星：不赞成规定‘居住权，载《人民法院报》2005年1月12日。因此，解决这些问题的进路也自然而然沿袭了庇古主义传统，强调道德教育、纪律强化和惩罚威慑。
从单方世界到双方世界再到三方世界，经济学视野中的经济运行过程，就从最初的生产阶段，扩展到交易阶段，现在进一步扩展到了界权阶段。一如前述，交易成本和界权成本双高意味着，这些案件的判决结果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不会令所有人满意。
综上所述，在交易成本和界权成本对比明显的情况下，可以提出四种界权原则：（I）交易成本和界权成本全部较低，则自由裁定。最终，所有制度都有待完善，而所有改革都会产生进步，成为当代中国人尤其是改革者的意识形态。前一选择的机会成本，也就是进入法治状态的代价，是失去自然权利。[11] 这意味着，如果经济运行不可避免要产生争议，完整的经济世界就必然是一个三方世界。
（III）交易成本相对过高，则最小化交易成本效应。首先，这类疑难案件总归要通过法律界权加以解决，而不再能够推脱给市场。而这些在改革时被标榜为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新制度，在改革过后不长的时间里，就会变得一无是处，成为下一次改革的理由。理论上所能构想的一个不可再分的最小规模的经济世界，既不是鲁滨逊式的单方世界，也不是新制度经济学家化简的双方世界，而是一个包含了交易双方和中立裁决者的三方世界.即完整的经济世界除了交易或争议的私人双方，还有一个独立于两者的公共第三方。
二是，究竟什么是法律界权合适的指导原则。而资源处置的起点，换个角度来看，即为其初始界权之前的禀赋（endowment）和路径（path）。
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庇古主义的信奉者势必陷入与从前不断革命的革命者一样的不断改革的历史怪圈，在历史洪流中大浪淘沙。这是法律经济学意义上的疑难案件。
仿佛只要是改革就是对的，就是好的。通过不同社会福利函数的构造和比较，可以从理论上揭示科斯定理及其推论的理论偏差，并且修正和重构法律经济学的界权原则。一方面，与传统的法律经济学不同，这一表达通过在交易成本之外引入界权成本，而将原本在科斯定理中作为前提条件的权利界定纳入进来，成为与市场交易同样重要的函数变量。因此，即使这些制度改革的确会带来某些改进，但是只要尚未弄清改革的代价，就并不知道这一选择究竟是否明智。[22'arrangement）机制。[26]因为洛克在其《政府论》中勾勒的正是法律与市场相辅相成的世界图景。
[28] 这样，从零界权成本假设出发，借助霍布斯条件剔除争夺成本的系统影响，我们将法律经济学的研究视域进一步推进到了法律与市场并存的洛克世界。β0表示资源处置的效率结果，可以称之为资源处置收益。
【关键词】法律经济学。借助下列函数，我们可以更为直观地看到交易成本、界权成本分别与社会福利之间的效率关系。
这便是科斯定理所谓的初始界权无关紧要的含义。相反，如果规则选择不能解决市场失灵，法律的权利分派将决定最终的处置结果，那么法律界权就应当依据局限条件下最小化界权和交易成本的综合效应这一原则审慎权衡。
在法律与市场并存的洛克世界中，界权成本和交易成本无法完全割裂开来。法律和市场联手替代的是与之竞争的其他处置机制，比如霍布斯笔下的自然状态或者中国古代的礼治[29]。如果这一替代过程的确是单向的，完结之后不再重演，科斯定理就颠扑不破。[40]参见苏力：秋菊的困惑和山杠爷的悲剧，载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9]霍布斯条件将法律的前提，设定为战争状态的消除和主权国家的建立。[49]参见小理查德·泽布、斯蒂文·米德玛：罗纳德·科斯、英国传统和经济学方法的未来，载斯蒂文·米德玛编：《科斯经济学：法与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罗君丽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
强调制度改革这一法律界权过程中私人和社会成本的分离，就和庇古对企业污染邻人的分析一样不可能得出有益的改进方案，更不可能有效地填补科斯移除韦伯条件之后留下的理论空白。至少科斯主义者不会赞赏即使天塌地陷，也要正义实现这样的一意孤行。
进而，如果进一步忽略随机影响（σ），函数（F-2）即可变形为： 这就是科斯定理的函数表达式：法律界权之后，处置效率仅仅受到交易成本的影响（α1 C1 ）。另一方面，与新制度经济学不同，这一进路将界权成本作为与交易成本同样重要的外生变量（exogenous vari-able），而非可以化约为交易成本的内生变量（endogenous variable）。
由于科斯偏差的局限，科斯乃至大多数法律经济学家始终没能提供一种分析法律界权效率的规范理论。另一方面市场和法律又有着各自的资源处置优势，只有通过比较交易成本与界权成本，才能清楚划定市场体制和法律体制各自的优势范围。这些法律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中经常出现的不同概念指涉的是同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就机会成本的意义而言，不进行法律界权的收益正好等于进行法律界权的成本。
不管我们的最终结论如何，如今，对于法律界权的效率问题，我们已经可以从上述界权原则中得出与科斯定理及其推论同样便捷但却更为妥当的结论。关于韦伯条件及其之于科斯定理的理论意义，参见凌斌：经济运行的法律影响：论法律界权在科斯框架中的功能与成本，即将发表于《清华学报》2012年第3期。
而要真正对法律界权过程的上述问题有所理解和有所建树，依然应当遵循科斯方法，依然要从比较替代制度的总体社会福利出发。[51]See，Coase，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supra note[10]. [52]Id. [53]Id. 进入专题： 法经济学 科斯定理 界权成本 霍布斯条件 洛克函数 。
[41]埃里克森：《无需法律的秩序》，同前注[22]，第185页。真实世界没有免费午餐，法律的世界当然也没有。
